一、從短期經濟運行和發展趨勢來看，2013年中國宏觀經濟表現不僅宣告了全球悲觀主義者所持的“2013年中國崩潰論”的失敗，同時也沒有證明樂觀主義者在2012年底所持的“中國周期逆轉論”。中國宏觀經濟并沒有出現系統性風險全面爆發、經濟增長直線下滑的局面，也沒有在反周期的刺激政策作用下出現持續性的反彈。這種底部小幅波動的宏觀狀況有利于大改革的推出。

　　1、出口在發達國家經濟小幅改善和新興經濟體持續惡化的雙重作用下，呈現出“前弱后穩”、“持續低迷”的態勢，外部不平衡的逆轉幅度有所減弱，但外需對于GDP的貢獻依然為負。世界不平衡的持續逆轉對中國結構調整帶來的壓力依然較為明顯。

　　2、消費擴張并沒有如政策承諾那樣取得收效。收入增速的明顯回落導致2013年消費疲軟，增速回落幅度較大。中國并沒有從危機前的“出口—投資驅動型模式”轉向“消費—內需驅動型模式”，而是向“信貸—投資驅動模式”轉變，內需的穩定依賴于信貸與投資的擴張，可持續性進一步弱化。

　　3、供給結構出現明顯的變化。第三產業的持續擴張是2013年宏觀經濟穩定的核心，其對GDP增長的貢獻第一次超過第二產業，貢獻度接近50%，并使2013年就業狀況出現超預期的反彈；第二產業的復蘇依然受到產能過剩、需求下滑等多重因素的制約，但低迷的狀態有明顯的改善；第一產業增速的明顯回落是2013年值得高度重視的事件。在蔬菜價格以及肉禽價格的持續上揚的帶動下中國CPI的回升證實了第一產業供給滑坡帶來的宏觀沖擊不容忽視。

　　二、從中期來看，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宣告了中國傳統的“出口—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但中國宏觀經濟并沒有轉向預期中的“消費—內需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反而走向了“信貸—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這種模式在2013年的延續，使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深層次的“產能過剩”、“流動性泛濫”、“金融扭曲”、“地方政府債務”及“房地產泡沫”等問題不僅沒有在局部改革和短期管制下有所緩和，反而在傳統利益格局和權力體系的作用下不斷惡化。M2/GDP、投資/GDP、企業貸款總量/GDP、債務水平/GDP、房地產銷售/GDP等參數在2013年持續攀升，產能利用率的持續低迷等問題出現說明了中國經濟面臨的深層次資源錯配與體制扭曲已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其帶來風險積累達到新的臨界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傳統局部調整模式難以化解這些深層次的系統問題，新的歷史時期需要中國啟動系統性的全面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揭開全面改革大幕。改革必將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機制及宏觀經濟走勢產生基礎性作用。一是在短期內，大改革將打破傳統的利益格局和資源配置的方式，對現有的生產體系，特別是投融資體系和政府經濟管理運轉模式帶來沖擊，從而導致政府消費、各類投資速度出現波動；二是在中長期內，大改革將重構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在優化資源配置的效率的基礎上釋放改革紅利。

　　大改革在本質上是一場全面的政治運動，是在經濟基礎發展的推動下上層建筑的變革與重構。大改革又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它不僅改變不同利益集團的權力關系，也改變了社會互動的關系。大改革還是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與經濟利益的重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構、財稅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都會對現有的資源配置模式帶來根本性的沖擊，短期的“創造性破壞效應”依然較為明顯。改革帶來的投資空間的釋放以及市場信心的重振在短期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2014年也是中國政策再定位與政策轉型之間的沖突最為強烈的一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定位雖然在名義上將與2013年保持一致，但大改革卻使2014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具有雙重特性：一方面大改革的開啟要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按照新機制來實施，以擺脫“信貸-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困境，使2008年到現在所實施的各項反周期政策回歸到常態。例如，政府職能的轉變和財稅體系的改革要求全面約束地方政府GDP政績工程競爭、投資沖動、大幅度擴張債務等行為模式，全面降低中央預算財政赤字和地方隱性財政赤字的規模；另一方面，改革的順利推行需要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這要求靈活運用宏觀經濟政策來對沖大改革帶來的各項震蕩，以避免經濟的過度波動。這兩方面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宏觀經濟政策將偏離2013年的定位，出現相機抉擇較強、變動幅度較大等特點。

　　2014年也是世界經濟步入“宏觀政策逐步常態化，結構性改革全面深化”的大調整與大過渡的一年。一方面，美聯儲QE政策的退出將標志著全球非常規貨幣政策與超常的危機管理政策將向常規化宏觀經濟政策轉變，另一方面，新興市場經濟體系在經濟疲軟中開啟的結構性改革政策將全面啟動，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也將步入關鍵的深化期，結構性改革的全球競爭在大調整與大過渡階段全面展開。這必將導致世界經濟未來復蘇的路徑不是簡單的線性模式。在短期，世界經濟必定受制于宏觀政策常態化、結構性改革深化的沖擊，“底部波動、緩慢復蘇”將成為世界經濟復蘇初期階段的明顯特征；在中期，全球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不僅有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全面提升，幫助世界經濟尋找到下一輪經濟增長的新源泉，更重要的是它將全面改變現有低迷、悲觀的經濟預期，在全面提振市場信心的基礎上幫助全球經濟復蘇加速前進。世界經濟這種“短期緩慢、中期加速”的復蘇模式也決定了中國外部環境將在2014年出現小幅改善，在中期加速提升，并將逐步緩和國內改革帶來的各種壓力。

　　一、中國宏觀經濟從短期變化、中期定位、全球景氣等角度來看，處于一個筑底反彈、周期轉換的拐點階段。但從結構與改革視角來看，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結構大調整、制度大改革和政策大回轉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景氣難以在短期快速逆轉，對于中國經濟的展望不能采取簡單的悲觀主義，也不能采取簡單的樂觀主義。

　　四、全球經濟結構的大調整使中國傳統的“出口-投資驅動模式”陷入危機，誘發了中國深層次的結構問題，迫使中國必須做出被動調整。從“出口-投資驅動模式”轉向“信貸-投資驅動模式”，標志著中國“看得見的手”在干預“看不見的手”之時出現了偏誤。改變“信貸-投資驅動模式”是破解目前流動性泛濫、債務增長過快、房地產泡沫嚴重、金融扭曲加劇以及產能過剩的關鍵。

　　六、大改革一方面改變著中國宏觀經濟的運行機制，另一方面也對宏觀經濟調控提出了新的要求。社會的穩定、宏觀的平衡和緩解大改革的阻力要求2014年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與通常年份有一定差別。建議2014年政府應當將就業目標定在1250萬，GDP增長目標定在7.5%，物價目標定在3.5%，M2定在13.5%至14.5%，財政赤字率確定在2.5%。

　　八、鑒于2014年的價格形勢不太嚴峻，包括金融改革、價格在內的各項改革的推出力度較大等原因，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監管必須在強化存量管理的同時，流量操作不宜太緊，“大改革”+“強監管”+“中性貨幣定位”+“結構性短缺的流動性管理”可能是未來恰當的組合。

　　1、建議貨幣供應、貸款規模以及社會融資總額等目標的確定不宜進行簡單的數量管理，區域目標管理和彈性管理依然具有較強的合理性，特別是在目前大改革和大調整的環境中，常規的貨幣政策規則性調控存在的問題比相機決策模式更壞。

　　2、中國金融層面的局部風險和整體扭曲問題依然在累積，中國監管的力度要持續加強，沒有好的金融秩序和行為規范，短期貨幣政策的調控會失效，貿然進行全面改革也難以收到應有的效果。“規范化”、“陽光化”依然強監管定位的方向。

　　九、房地產調控的政策思路必須進行全面的重新定位。建立穩定、有效的市場型供給體系依然是改革的核心，而房地產調控的目標必須從需求抑制轉向供給擴張和制度改革，而制度改革必須著眼于破除官商之間的制度性利益輸送機制和改革土地財政。2014年房地產不會因為改革而出現“刺破泡沫”的問題。